"賣國主義、黨治主義、民不聊生主義的三民主義"——先知者章太炎（章炳麟）
我不知道這個國家想要什麼，但我知道這個國家需要什麼。
——大衛·本-古裡安
中華民國國名，取自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
中華民國的國旗——五色旗——也是出自于章太炎的提案。
1911年 武昌起义胜利后，中華民國行将成立，政要们就有关國旗的事宜展开 讨论。彼时各位人物为国旗的拟定争得不可开交，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井字旗，袁世凯提议龙旗，黎元洪提议十八星旗……黄兴是坚决不同意孙中山提议的，说是抄袭了日本的太阳旗，自堕国威，两个人争论异常激烈。
可章太炎直接提出了最恰當的方案——五色旗——取“红、黄、蓝、白、黑”代表中华共和之义：
- 如五色来自鳳凰五色，即代表仁，義，禮，智，信五德；
- 兵法有曰“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 此五色也是中華民族傳統宇宙觀、自然觀「五行」學說中，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
- 表示大团结和共和主义，以及與時俱化走向当今世界大同的国家性质——旗帜之制式相符於時世；
- 并申明这是同志们奋斗多年的革命宗旨；
- 且可调节时务所需的五大族为代表的族群问题等诸事宜；
- ······
他的这番话博得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于是中華民国国旗确定为五色旗。
1927年所謂的国民党政府强行暴立，蒋介石宣布废除五色旗，又以青天白日旗代之，并大力推行“以党治国”的方针。太炎愤然怒骂：“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国者，皆背叛民國之贼也！”故此，章太炎自称是“中華民國的遗民”。
1936年6月，太炎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后寂然辭世。夫人汤国梨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拒绝青天白日旗。她说：“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
1924年，孫中山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聯俄搞國共合作。章太炎公开发表言论，莊嚴反对。章太炎说如此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所謂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疯狂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只需盲从就可以了”，入党时还要打手摸按手印效忠于他······（真不可謂：子孫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國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國。”， 谭人凤更是在第一时间就拂袖而去。
【注：《司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黃興拍案而起，大鬧會場並憤然遠走美洲。 正如当其时黄興的反对："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如果领袖抱有個人野心岂不导致独裁？"而这一点众所周知地在其後繼者蒋介石、毛泽东独夫等處一一变本加厉地应验。无以复加的灾难便接二连三地落实到了所有国人的头上！
章太炎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因为碧云寺，明天启年间由太监魏忠贤扩建，并在此建坟，准备死后葬此。魏忠贤自缢后，他的党羽葛九思于1644年随清军入京，在此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孙中山在京死后，曾在该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后改为名为中山堂。后又在该寺金刚宝座塔下建孙中山衣冠冢。章太炎反对共产党，对国共合作不满，于是以此联骂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由“中山舰事件”，蓄意篡夺國民黨领导权。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章任该会理事。同年8月13日，章通电全国，再次反对蒋介石组织的北犯。
孫中山死后，其国民党继续卖国聯俄聯共，兴黄埔军，欲望北犯。 故章太炎力劝当时主政者吴佩孚等：“将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开诚布公，解除宿畔，与南省诸軍共同讨伐。志在为国，不为權力；虽有小愤，待事定而后论之。”并预言，若不团结一心，则“巨壑不除，虽有金汤，亦危如朝露；猝被俘虏，要领即分；何地位之可冀、恩怨之可复哉！“
但吴佩孚等未将广州放在眼里，仍击馮玉祥（馮亦已投俄）。结果黄埔乱军趁此一举而定三湘、迫武汉，待吴等醒悟，为时已晚。
太炎深苦“主兵者不能盡聽其言，乃令丁零群丑，駤荡中原。”！！!
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革命建立红色苏俄，当时中国政府外交上与英美等國结盟，拒绝承认苏俄。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实力派人物。苏俄派出越飞出访，力图打破其外交僵局。然而在外蒙古独立等領土问题上，吴佩孚寸步不让，因而苏俄转向南方的非正统势力孙中山国民党。（参见词条《中俄关系》）
（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与段祺瑞、孙中山联合对抗曹锟、吴佩孚，最后以直系获胜结束，吴佩孚恢复法统，重开国会，逼迫徐世昌下野，前总统黎元洪复职。而陈炯明认为法统已经恢复拒绝继续北伐，并要求孙中山下野，引发了所謂的“六一六事变”。）
孙中山，一国国贼，两党党头.
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懦夫？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背叛者和颠覆者！
孙中山知行观的“非道德”性质
《南风窗》揭露孙中山卖国得罪了谁？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1923年，本-古里安代表巴勒斯坦工会前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农业
到底共产主义的俄国能不能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提供答案。
当他远离莫斯科一人呆着、坐在回去的船上时，他将自己对苏联的真实看法记录下来：
“ 我们发现了俄罗斯，俄罗斯，在反叛及革命暴政的烈火中挣扎，这是一片冲突和矛盾十分深刻的土地，它要求发动世界范围的内战，将权力交给无产者，否认工人们作为人作为公民及阶级的一切权力；这个国家声称奉行共产主义，声称废除私有财产，声称分土地给农民。这片土地有着炫目的光又有着穿不透的黑暗，有着对解放和正义的高尚追求，又有着丑陋不堪饥荒遍野的现实。这是革命和投机的土地，这是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并從的土地，它有着神圣的痛苦也有着邪恶的腐化，有着反叛、贿赂、理想和物质的奖赏，有着变化了的价值观，也有着年代久远的暴政，对劳动的崇拜和金色偶像······反叛的冲动如此巨大——那种针对一切虚伪、谎言、旧世界的骗术、欺诈、邪恶、物质利益统治一切的现象而来的狂热的反叛。但通向新世界 和新社会的路途上的障碍一样如此巨大，谁将战胜谁呢？”
这期间， 苏维埃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以及莫斯科试图把独裁强加给全世界或利诱各国野心家的做法，令本-古里安忧心忡忡，深恶痛绝。
——（以色列）米迦勒·巴尔-祖海尔《本-古里安传》
【注：與此同時:，1923年列宁的秘书马林找到孙中山，表示苏
與此同時，1923年列宁派秘书马林再次找到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一拍即合，达成了这笔罪恶交易。孫文成為蘇聯侵華利益的代理人，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建立起黄埔军校，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孙中山殁後，随着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党军的各个师团。
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得胜後，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苏联顾问向国民党军的各个师团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80%的党代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於是下令包围苏联顾问公馆，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麽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後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对蒋介石无视国民党中央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介石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中央委员却都替蒋介石说话，赞同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已被蒋介石架空，遂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把权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上台後，立即开始着手北犯。1926年11月，攻占了南昌、武昌。
当然苏联必是有诸多条件的，比如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本来就很衝突，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1927年1月3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1月6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
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後，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後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6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馀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後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
1927年4月11日，英美法意日5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同时提出了通牒，要求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
南京的蒋介石在列强提出通牒後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4月12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
在此之前，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於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後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鲍罗廷後，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後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後，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叁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於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 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
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於党，自绝於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 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4月18日，南京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於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後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 变”後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後，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是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 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 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 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於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於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 。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後陈友仁不得退出会场。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像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後，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急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
武汉国民府开始“清共”後，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1927年8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於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
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 “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 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於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8月1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8月14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8月19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了。
蒋介石在1927年9月末到11月初的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政府要人进行了多次密谈。日方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履行孙中山以前的诺言（说孙中山以前曾以满蒙的特殊权益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蒋介石则要求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最後双方达成协议：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反共反苏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府，并保证向蒋介石提供一笔巨额借款。蒋介石则表示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到底。
1927年末，蒋介石从日本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汪精卫於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场倒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後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於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暴动：
共产党的起义部队自称“红军”，和回师镇压暴动的张发奎第四军发生了激战，使广州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等人以共党在後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馀，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
【《六韬》言：「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亚丁以一种阴沉的调子描述了军事形势，讲到了入侵的危险以及外国军队进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谨慎的来说，” 他总结道，“现在的机会是非常均等。更坦率地说，他们具有相当的优势。”
两位军事专家坦率而严肃的陈述给会议造成了严峻的影响。当轮到本-古里安发言时，他不得不作出最大的努力以使那些疑心重重的委员们恢复信心，他一步步将听众引向一个必然的结论:"------我们将能在阿拉伯人刚开始发动侵略时就给予他们有力的一击，挫伤他们的士气。”
亚丁后来评论道，“有关宣布独立的决定，主要归功于本古里安。就其意义及影响来看，那个决定比得上成千上万次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米迦勒·巴尔-祖海尔《本-古里安传》
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报》民国元年第149号公布了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正如当时上海《时报》所说："八政见之最要者为外资输入与集权限制之两条。"对这八条稍加考量，不难发现它有一大特点：没有显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点。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国最后10年的新政时期，当时的朝廷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会欣然接受。
与国民党既定的政纲相比较，被孙文抛弃的恰恰是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基础的部分。一是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国民党宣言》曾尖锐地提出："夫共和立宪国之政治，在理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而其共和立宪犹可信者。而今仍不然，则中国虽谓为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焉可也。嗟乎！兴言及此，我国人其尚不知所以自反乎？我国人之有志从事于政党者，其尚不知所以自处之道乎？"二是忽略了国民党五条政纲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发展地方自治"。提出这一条为的是"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而其终极目的则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要是说孙文在公开场合还说点"尊重议院"之类的话，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中，则根本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后来，孙文曾自我辩解，彷佛民国建立后，他是行约法之治，实行地方自治的提倡者，只因"后知后觉"的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反对，才无法实行，并导致革命的失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吧："乃于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期期以为不可……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所谓"革命方略"就是夺取政权后至实行宪政之前，要有一个实行"训政"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之主张。"如此说来，在民国元年，他不愧是实行地方自治，推进民主政治的先行者。
不过，这些事后的辩解，迄今无法找到足于证实的可靠史料。反证倒有不少。首先，"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支绌；说其中包含着革命领袖之间路线斗争的玄机，纯属信口开河。其次，当时他反复宣扬的是一民（民生）主义，更具体点则是修20万里铁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实际上已排除在他视野之外。再次，当议及政治时，他满脑子都是中央集权。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之方针"，依次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居然矢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念念不忘的是铁路和中央集权，难怪在与袁世凯商定施政大纲时有意无意地置诸脑后的，恰恰是民主政治体制和发展地方自治的内容。要是说这些辩解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证明孙文急于表白，他是致力于推进民主共和制度建设的伟大政治领袖，而不是厌弃政治沉迷于铁路的实业主义者。这倒成了宋教仁等人的纲领比较符合实际的又一佐证。无论怎样辩解，综合以上情况，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文当时提出的纲领和实际行动，都与中国历史行程对一个政治家的要求不相符合。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重大迷误。
不过，孙文的观念并没有真正转变。他所以那么慷慨一再把满蒙奉送给他国，原因之一是他不认为那是中国的本土。1913年5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向在北京的代理公使报告孙文的一次谈话："当来访者说，万一发生内战，日本突然袭击满洲，孙博士答称'满洲并非整个中国'。有人提出警告，俄国届时将完成对于蒙古的接管，先生指出，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国。"孙文没有认识到，一个在野的政治领袖根本无权转让本国的领土；假如他认为那不是本国领土，那就更加无权说三道四了。
一个不能不回答但又难于回答的问题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重大的迷误?笔者目前还无法提供完整的答案，要说的是：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一个方面。
孙文本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再加上他生前身后都脱不了复杂的各種关系的羁绊，不同的政客派别和人物，都冀图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塑造孙文的形象，与他有来往的人留下来的资料往往歧异很大。鉴于1927年以降，中国人反复聆听的是颂圣主旋律，这里介绍的便限于亲身观察并敢于揭露其人格缺陷的材料。这些人的观感和评论都是同时代人的亲身感受。本文旨在总结孙文在一个时期的失误，而不是给他写全面的传记，作这样的选择不但切题，或许还有助于读者结合孙文的言行，作出自己的判断：
谢缵泰
(1872——1937，一说于1938)是出生于澳洲的革命志士，1895年便参加了兴中会。在其名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他记下自己观察孙文的印象。1895年5月5日，他会见孙文后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大炮'!"6月23日又写道："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从他。"
宋教仁
1907年2月28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庆午(即黄兴)忽言，欲退会(指同盟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当时宋教仁是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编辑。
谭人凤
(1860—1920)是老同盟会员和重要骨干，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为总结历史经验，他写下这么一段评语："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山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同人不得已商议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
陶成章
(1878—1912)是坚定的革命家，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同盟会中包括他在内的一批人不值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他的总理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部同盟会一批成员的愤慨，不管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听一听不无好处。同时，撇开一些颇难弄清的具体事实，有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的通病和顽症，不失为不应忽视的警世箴言。
例如，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
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章太炎
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致其"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追其首倡，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黄远庸
民初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对政坛人物观察入微，他对孙文的评价是"大言无实"四个字。
以上六人无不认为，孙文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时，他们的评论虽有差异，但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点：1，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2，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3，权欲、领袖欲很强；4，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在现有的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大量回忆录、传记、文章中可以找到大量与上述四点截然相反的材料。那些材料一般读者唾手可得，笔者不再征引，亦无辩析的兴趣。至于谁说得比较切实可靠，只能由读者自行判断。在华的外交官，记者和其他人士也对孙文有过种种评论，敬意虽有但不多，大都视之为不成熟、缺经验和权力份量不足的政治家。与众不同的是急于找到合作伙伴的俄国人。为免扯进中外关系这个敏感话题，此处亦不涉及。要补充说明的是：世间有不少表里如一的人，但也不乏有多副面孔之辈，政治家中尤其多见。记录和评论历史的既有实话直说的，亦有人出于种种苦衷，不得不说些应酬的门面话；而动机各异的颂歌手，古今中外，所在皆有，今后亦无失传之虞。应该感谢谭人凤、章太炎等人之处，在于他们以自己独立观察所得的结论，为解读民国初年孙文的言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另一路径。
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
孙文是在19世纪80年代萌发参与政治活动的念头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与民间秘密会党--三合会、致公堂、哥老会等洪门组织及其他帮会结下不解之缘。1886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时结识郑士良、尤列，两人都是洪门中人。他们也是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1894年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的。1895年在香港与谢缵泰、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组建兴中会，谢氏即是三合会成员。他们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依靠会党和绿林好汉。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曾在香港会见，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1904年1月，他又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孙文亲在洪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
人的行动总是受思想和文化观念支配。孙文接受过现代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薰陶，因此才有三民主义的构想，民主革命和建立合众国的倡导。但系统研究他留下来的文字，不难发现他对现代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了解既不系统，更不深入；加上逻辑思维不严密，缺乏理论思维应有的彻底性，认识和观点的混乱，俯拾皆是。在民族和个人自大心理结合下，他甚至断言："外国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如此大言不惭，自然不可能认真清理自母体文化中承受的与自由、民主、法治相悖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他的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渗透了多少传统的帮会烙印!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驾乎欧美之上"的更高形态的新式民主，而是言行中处处流露中世纪专制主义的腐朽气息。
政治家在这个艰巨的历史性建设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消极者的最低限度是不知法犯法，在政治斗争中遵守游戏规则。积极者则进而捍卫和支持上述基础事业的发展。不幸，孙文没有显示伟大政治家应有的高瞻远瞩气慨，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把中国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辜负了历史的重托。
为了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从奠都南京之日起，便不遗余力装扮和神化孙文。它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实为结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而进步，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此实过去与现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验之所能确实证明者也。"
孙文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救世主。从此对孙文只准顶礼膜拜，对其言行不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学术探讨。神化孙文，不过是神化其继承人蒋介石和国民党。他们以真假参半的孙文为符号，着力推行极权统治。孙文成了他们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探讨民国建立后第一个十年孙文的迷误，不但有助于寻求历史真实，汲取经验教训，也是清算国民党的全能政治，告别专制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工作。这个工作早就应该做了。抛砖引玉，愿大雅勿负历史。
彻底破除迷信，努力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是猎奇，更非哗众取宠。任何现代国家公民成熟和社会稳定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条件：洞悉政治运作的真实情况，按民主程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掩盖真相，按照某些以先知或精英自诩之辈选定的观点编造历史和现实，刻意宣传，是可怕的盲动的重要根源。20世纪中国许多人为的灾难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古語曰：夫 物 多 相 類 而 非 也 ， 幽 莠 之 幼 也 似 禾 ，驪 牛 之 黃 也 似 虎 ， 白 骨 疑 象 ， 碔 砆 類 玉 ，此 皆 似 是 而 非 者 也 。
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包括本-古裡安的日記、檔案、信件和文件···我的研究助手以及我本人進行的採訪也是極為重要的原始材料，但必須對他們進行認真的查實、核實。在這方面做出貢獻的有許多以色列著名人士，如西蒙·佩雷斯、伊扎克·納馮、摩西·達揚、特迪·科勒克、伊格爾·阿隆、伊扎克·拉賓、摩西·夏里特、拉切爾·亞奈特-茲維、阿裡爾·沙龍、達夫·約瑟夫、扎伊夫·沙里夫、平哈斯·薩皮爾、阿巴·埃班、伊斯爾·哈雷爾以及其他很多人。這些採訪也產生了一個副產品，即得到許多文件、信件、筆記及其它書面材料。
1967年，出版了本-古里安傳記的第一部《武裝的先知》。
參考了本-古里安助手奈赫米亞·阿爾哥夫的全部日記。已出版的夏里特日記。維茲曼的傳記《考驗與錯誤》。
本-古里安自14歲起到87歲為止，他一直過著極為緊張的公共生活，寫了大量文章、講演稿、信件，他的日記寫得令人吃驚的詳盡。他在政界、工團主義運動、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外交、安全等領域卷入得很深。在學術領域也涉入甚深。他在猶太人定居巴勒斯坦以及以色列建國等過程中的每一事件裡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本-古里安传》序
章太炎政论选集
《章炳麟》
華夏1927
1927年，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点名称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梁启超说：“在此学界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盖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却十分不满， 他认为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是首要的。（学生有周作人者在其東施效顰的《谢本师》里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章太炎主持《民报》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舆论宣传为辛亥革命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民心所向披靡，受章太炎思想启迪，清政府的无能激起了许多留学生的共鸣，以此成为推翻清朝政府主流力量。
章太炎利用经学驳斥改良学说，又运用经学从正面宣传革命。他发挥汉学家之长引经据典，“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激起民族革命情感。他大量征引经史，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在《原人》一文中，他论证出中国民族皆出于轩辕，得出了华夏不可臣服于胡虏的结论。在《序种姓》一文中，他对中国古代种族和姓氏详加考证后说：中国政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他引述《帝典》，又据《说文》，指出“夏指中国人”，夏与蛮族有别，并考证华夏是同一种族，夷狄入主中原是破坏中国政治独立。
在面对以西学见长的严复等人非难民族革命时，章太炎博引史实， 予以有力还击。1903年，严复译就英人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社会通诠》，并以甄氏提出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为人类社会通则，以“排满”属宗法社会之事，反对民族主义。章太炎对严复等人唯西方学说是瞻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他指出，《社会通诠》乃甄氏以欧美古今事状为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规则，民族主义之是否适合中国，当以中国历史为准，而不能以所谓的公理条例为断。他尤其强调，“民族精神，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
“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也”。（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而宗教有助于道德,“世间道德,率由宗教引生”，(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
太炎在一次偶然披阅《大乘起信论》时，“一见心悟，常讽诵之”。"佛者，覺也"。 于是便开始了探赜索隐的佛学研究之路。同年（1903年），章氏因苏报案囚系狱中，“私谓释迦玄言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并托友人罗致佛典，得《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诸法相典册，以及梵文《阿弥陀经》等，“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深义”，而“达大乘深趣”，终于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时，他还诱导邹容学佛，“以解三年之忧”。
章太炎对佛学的兴趣不发则已，一发则穷源究委，倾全力营造起他的哲学体系。他不仅品味佛典，而且取西方哲学，如康德、叔本华的著作“与内典对照”，“而后内典大明”。其意在说明，法相宗的名相分析与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不谋而合；人的感性印象，或直观素材与摄取或识别这些印象素材的能力，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相对而无差别。同时通过对宇宙的无限和“凡人之思想所及”有限的论述，证明“色心不二”、“识中有物”的唯心唯识观念，表明认识无限的可能性。一场求是求真，以西方哲学对校、诠释佛学繁难名相，以改变传统思维方式的哲学革命，便在大墙下面的囚室之中孕育起来了。
出狱以后，出于哲学革命的目的，他不仅广泛求购佛典， 深入探讨法相唯识义理，以佛解庄，以庄、佛证孔，“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对人类理论思维进行系统地反思；同时，还特邀梵文教师密史逻教习梵文；从杨仁山居士专究法相唯识之学；与诗禅八指头陀诗词酬唱；赞助太虚法师创建佛教弘法组织“觉社”及弘法刊物《觉社丛书》、《海潮音》；邀华严学者月霞法师为留日学生讲授佛法；并针对清廷“毁寺兴学之令”，大声疾呼“自护寺产，自办学校”，为他的哲学革命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东渡日本的章太炎，在东京留日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特别强调：“ 佛教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同时，尤以其理性主义的基本性格，指明佛法辩证思维的特征。“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他说：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至于布施、持戒、忍辱等法，不过对治妄心。妄心不起，自然随顺真如。
在这一哲学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章太炎发表了《建立宗教论》、《 无神论》、《人无我论》、《俱分演化论》、《国故论衡》、《诸子略说》等一系列重要哲学论文，以及诩为“一字千金”之作——《齐物论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相唯识哲学。
哲学家与政治家的主要区别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全心倾注在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上，而哲学家和宗教家更关心形而上的问题，主要兴趣在于穷源究委，探索世界的本源、人的认识的发生和归宿。章太炎首先肯定，哲学和宗教一样，都要建立一个思想上的终极依托形式——本体，它们的内涵虽然可以不尽相同，但它们作为一种依托的终极形式却是完全一致的。章太炎选择的本体是佛教所说的“真如”，他把它比作老子的“道”和“无”，易經的“无极”或“太极”。章太炎也说，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是找不到开端的，推本求源，求之不尽，无可奈何，才确立一个本体，以求论述上的方便，所以说，“始”就是“无始”，“元”就是“无”。
章太炎还把《庄子》与佛学融会起来，以庄解佛、庄佛结合，他说， 佛教的“自在”，庄子“无待”，实际上说的都是对外在生存环境和自我的生存意识的绝对超越。心灵只有在达到不依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真如”之境，才是“自在”、“无待”的自由境界。换句话说，只有像庄子说的那样“去是非之心”，像佛说的“离言说相”，才能泯绝差别、去妄存真。这既是“无待”、“自在”的绝对自由，又是“吹万不同”、“平等咸适”的齐物观。
太炎说：“仆往者铸熔经论，断之鄙心。”
曹聚仁说：“以佛理来解释庄子，作《齐物论释》，以佛理论性，作《辨性》上中下；独到之境，非宋明理学家所能梦见，宋濂辈碌碌不足道，何足以望其项背呢！”
章太炎竭力主张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具体而言，就是破除自我，去掉“五心”：
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中，直接把国学作为培养民族主义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注：孔子本身所提倡的正是以博學為貴，豈可專儒。），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认为，只要晓得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即便《民报》被封禁后，他退处讲学，也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是脱离革命，而是把国学研究和讲演视作了文化战场。国有与立，赖于国学的支撑，这是他讲学的最大动力。
在近代，由于经学与政治存在着复杂的瓜葛，康有为等既主张改良又宗奉今文经学，因此，要想彻底推翻改良理论，就必须学术与政治双管齐下。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现身，援经论政，针锋相对，影响力自然超出了一般革命家的水平。可见，宣讲国学与提倡革命在章太炎那里毫無冲突，国学成为他宣传革命、启迪民众的利器。
章太炎对康有為之类的权诈居心洞若觀火： 有人言“以道德沦丧， 藉此拯救为说， 足以委曲动人， 顾不知其奸言莠行有若是者。夫欲存中国之学术者，百家具在， 当分其余品， 成其统绪， 宏其疑昧， 以易简御纷糅，足以日进不已。孔子本不专一家， 亦何为牢执而不舍哉！ 欲救道德之沦丧者， 典言高行， 散在泉书， 则而效之， 躬行君子， 亦足以为万民表仪矣。若以宗教导人， 虽无他害， 犹劝人作伪耳。”
早於 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主编《苏报》，就已成为一把刺向清政府的尖刀。邹容写《革命军》，章太炎又是写序，又是在《苏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是“义师先声”。
6月30日，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和清政府的警探查封《苏报》和爱国社。蔡元培避青岛，后转欧洲。吴稚晖则远走英伦。章太炎却不逃走。他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他迎着来人走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别的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慷慨入狱。“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第二天，邹容跑到巡捕房，说：“《革命军》是我写的，不能让章先生一人坐牢。”巡捕看邹容还是个大男孩，不相信。邹容就冷笑着把书的内容背给他们听。
在狱中，尽管受尽百般折磨，但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章太炎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灜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章太炎成了被告，原告是堂堂的大清国。可谓一大奇观。
开庭时，法官说他骂皇帝是“载湉小丑”，触犯圣讳。
章太炎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
听众席上掌声雷鸣。审判员如坠云雾里，不知所措，非常尴尬。其中一位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
章太炎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邹容病逝于狱中，章太炎度过了3年的牢狱生涯。
出狱后，章太炎再次流亡日本。在同盟会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报》社长。为了封禁《民报》，清庭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日本政府以“扰乱治安”名义，命令警署查封了《民报》社。
章太炎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
开庭时，章太炎质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语。
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说《民报》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
章太炎反问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
章太炎怒吼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
袁世凯复辟，章太炎进京，下车不久便抡手杖怒打宪兵。在北平整日酗酒，大书“袁贼”。.后来觉得不过瘾，就篷头垢面，足登破靴，手持团扇，扇下系袁世凯亲授的二级大勋章，来到总统府，袁世凯避而不见。章太炎怒不可遏，跳着脚，从清晨至傍晚，破口大骂袁世凯，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太炎已抱定必死之心，留下絕句一首道：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他给夫人的信中说：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
章太炎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行动，来警醒世人。但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敢怒而不敢言，任其发泄。
譚人鳳
1911年的3月的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谭人凤（1860-1920)一再要求参加敢死队，因年纪已过50，实在不适宜冲锋陷阵，黄兴劝阻他说：“先 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决死队，愿毋往”。谭人凤铿锵有力地说：“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坚持中，不小心误扣板机，并且伤了自己人，这才听了黄兴的 劝阻。
起义失败，同盟会损失诸多精英，一些革命党人十分沮丧，不免意志消沉，他却振作精神，鼓励人心。在武昌，经他努力，促成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成见，实行联合，为武昌起义和捍卫武昌首义革命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厥功至伟。
同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清军的反扑，至11月底，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武昌危于垒卵，12月初，革命军首领黄兴及湖北总督黎元洪相继弃城出逃，武昌群龙无 首。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人凤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节制武昌各军及各省援军。他立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铮铮誓言，不辞老病，身先士卒，“冒风雨霜雪”，“昼出洪山，夜归武昌”，指挥各军同仇敌忾，严 加防守，使清军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保卫了革命的首义地武昌，稳定了革命的大局。
黄兴尝赞曰：“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章太炎亦评曰：“当是时，微君武昌几殆。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
但时仅半月，即1月15日，便在国内外的压力下， 孙中山同意议和退让，愿意将总统之职让位给袁世凯。谭人凤指责他：停战议和实堕掳计而懈士心，则大错特错也。如要退位和辞位是祸国殃民之举。
但孙中山没听从谭人凤的主张。2月25日，袁世凯取大总统职位。同年6月，黄兴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不再担任统率7省兵权的南京留守。
谭 人凤指责黄兴：“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 由于孙中山的让位和黄兴的辞职，对革命造成重大影响，谭人凤十分伤感，责骂孙黄：“吾人经营革命十余年，掷无数头颅，流无量颈血，博换共和，本应成始成 终，求圆满之结果。乃孙黄放弃责任，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虚名。致令政变频乘，扰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谓非一大恨事也……”
诗其一
大地无宁日，龙蛇斗未央。
宋因和局误，唐以镇兵亡。
救世无雄杰，乘时悉虎伥。
劝君权偃息，冷眼看沧桑。
其二
茫茫今世界，举国亦堪哀。
救国无长策，乘时尽莽才。
山河伤破碎，精力叹龙颓。
独立苍茫望，英雄安在哉。
谭人凤主张挥师北上，直捣虏庭，。他向孙中山指出：南北议和“实堕虏计而懈士心”，是“大错特错”的；对待清室的优惠条件，“貌似文明，实伏乱源，窃不可 取。”他认为孙中山的退让和辞位，是祸国殃民之举，因此，督促孙中山“阁下虽不自为计，亦宜为中国苍生计忧危”。
当初，1910年6月6日，谭人凤为了找出历次起义都失败了的原因，为了研究今后的对策，便来到东京，向孙中山提出改良党务的建议。孙表示“可容日约各分 会长面议”。但几天后，孙就匆匆离东京去了南洋。谭人凤、宋教仁等便与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商议，大家都赞成下一步革命活动应以长江为进行点。
9月，谭人凤来到香港与黄兴商量，说明把起义的火种点向两湖和长江流域用以震动全国的重大意义。黄兴表示支持，但遭到胡汉民的反对。
胡当时担任南部支部长，只允许在珠江流域开展反清活动， 他不但不同意拨款，并指责谭人凤等人拓展长江流域是想“另立山头。”
面 对胡汉民的反对和挖苦，谭人凤血往上涌，手指胡汉民大骂：你这个家伙，拉骗华侨的巨款，设一个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张机关报，吹几句牛皮，就以为本 事冲天，就敢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吗？并准备走过去揍他几拳。在场的赵声连忙阻拦，他劝谭说：“各人做各人的事，理他干什么？”
之后，谭人凤致力于在两湖与长江流域组织成立中部同盟会，为武昌起义拉开了胜利的序幕，为一个月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动了基础。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用“上将军”军衔和勋章拉拢他，他坚辞不受，并当面对袁世凯说：“谭某不是要位置的人，而是要做事业的人”。
袁世凯取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后，心犹不足，又于1916年元月称帝，对此，谭人凤愤慨至极，他一面致函各地革命党人，反对袁氏称帝，一面四处联络，奔走呼 号组织反袁队伍。他在《为彻底解决国是问题致蔡锷函》中说：“比闻大纛入川，首伸讨贼之义，逆军扰败，关辅震动，粤湘继起，南服景从，中原父老，望君如 岁，幸甚，幸甚。”他表示：“仆马齿已长，繁霜在须，而健步善饭，雄心未已。一息尚存，当提挈同仇，身当前驱，有死无二。以佐吾子，永奠山河。”
后来，张勋又拥清复辟，谭人凤立刻奋起反击，他指出：“徐州督军张勋拥兵捣乱，众所恨之。”“特为国家计，为世道人心计，似不宜任此狂徒无忌也”。他的这些文告和活动，对于唤醒民众，组织革命力量，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20年，谭人凤病逝于上海。时政府以国礼，归葬故里。
对谭人凤的性格为人，民国元老章太炎是这样评价的：“君年长，能断大事，修鬓精駻，行止有威重，声伉阆如急弦，诸豪杰皆严惮君。”
“谭人凤不愧为同盟会中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章太炎在《石叟牌词》序言中对谭人凤的评价颇为肯綮：“其平生功状，如黄花岗败后，奋迹江湖，以成武汉倡义之端；汉阳既陷，支柱会城，令全国不至瓦解。皆可铭之鼎彝，以垂后嗣。”
谭君人凤除了外表凸显老成，内蕴乃涵化品格的持重。其遗作《石叟牌词》，无愧为辛亥革命的信史。他以革命的责任感，将亲历之史实秉笔直书，如描写起义失 败：“满腔希望，顿化烟云”、“烟消云散”、“至则又烟消云散矣”，平实地记录了辛亥革命的基本线索与本人心影，无造作渗假之言语，其光明磊落之秉性跃然 纸上。
陶成章是素重笃行之人，他少年时即以排满反清为已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未果，后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翌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活动。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闽、皖各地，联络反清志士，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
1904年10月，他与蔡元培、龚宝铨等人，一道在上海创立矢志“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光复会。
1907年1月4日，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兼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主编章炳麟）。当年6月，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文发生冲突。
同年6月17日，因为购买枪械问题，他与孙文发生了更大的分歧。当时，孙中山准备再次在广东起事，准备从日本订购2000支村田式快抢，这种枪在当时的日本已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武器。这件事被他和章炳麟知道之后，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枪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孙某实在不是个道理，我们必须破坏他”他们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
陶成章他们认为，孙文过于武断，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于是发动“倒孙”风潮，准备罢免孙文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代之。这次风潮因黄兴反对渐渐平息。翌年，陶成章到南洋华侨（孙文募款的主要来源之一）中筹款，这一举动令孙文十分反感。遂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清廷侦探，使得陶成章此行完全失败，所得款项不到三千元，缺少了款项，策划中的国内起义也就无法发动。
这一件事情彻底激怒了陶成章及原属光复会的同志，1909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传单开门见山即指责孙文：
“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 接着又列举孙中山所谓“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大“罪状”，共十四件事实。文末提出应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这一件事情在海外革命党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伪民报检举状》
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陶成章他们的意见书发布之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就是那篇著名的《伪民报检举状》，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逾期就要罚章太炎做苦工，而孫中山并没有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门弟子等凑钱解决的。此后，汪精卫等未和章太炎协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加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这一传单，其中主要指责孙中山：“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士乐与援引……推为盟长……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所谓“聚敛”就是指孙中山当年离开日本时接受赠款，以及几次起义的军费开支等。他进而指责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在《民报》几乎断炊、风雨飘摇之际，“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再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特别是当《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差一点被处苦役，“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
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总之：”孙文“本一少年无赖，精于揽权自重之术，乘时自利，聚敛万端，又有卖国卖友之行，总之，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申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1909年11月6日，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以《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为题全文加以发表。几天后又连续发表陶成章等的《孙文罪状》。乃至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还要从中取材。
陶成章被刺杀后，光复会群情激愤，公开反对孙、黄。1912年1月19日(辛亥年十二月初一)，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在《时报》发表“上孙大总统书”，措词强硬：“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浙军第一旅旅长吕公望组织步、骑、炮、工、辎混成旅，兵力四千余人，渡江进至宿州，准备北伐。
章太炎也与孙中山决裂。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派员去上海迎章太炎到南京，原想提名章为教育总长，预备会审议时未通过，孙又未及时给章安排相当的职位，直到二月初，才聘他出任总统府枢密顾问，章早已拂袖而去，即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扬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不久，他正式宣布与同盟会脱离关系。
陶案后，章太炎更是逢孙必反：1912年2月1日，章太炎致电黎元洪，主张以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定都北京；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但在咨文中提出三个附带条件，第一个条件即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当日，章太炎便致电参议院，主张建都北京，反对孙定都南京的主张。当时，同盟会干部骄功跋扈，争权夺利，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孙毓筠刚任安徽都督，柏文蔚便与之争夺，他求黄兴转告孙中山派他做都督，孙答：“柏、孙都是革命同志，又是安徽同乡，让他们自己商量，如孙不愿相让，以后再谈。”上海《新闻报》主笔金煦生写了一篇时评，中有“空手而来，满志而去”一句，批评同盟会要人借辛亥革命升官发财。三月，同盟会川籍会员在南京开四川烈士追悼会，孙中山前去参加，章太炎未到场，送去一副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李燮和去职，光复军解散，许雪湫率领的汕头民军，孤立粤东，成了光复会的最后一支武装。孙中山狼的盟会再下杀手，1912年5月，广东都督胡汉民将许部缴械，不日，许雪湫即被枪杀。栋梁摧折，大厦倾覆，光复会国殇了。
《章太炎自定年谱》1912年条下说的，赵声之死，最初没有人怀疑过黄兴，“焕卿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陈不合，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章太炎劝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乞兵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偪，且可有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焕卿不从，果被刺死，或言英士为之也。”章太炎在代光复会重要分子龚未生拟的自述中也说及：“焕卿屡与王逸辈抵触，欲自练兵上海，为忌者所刺。时同盟、光复二会，嫌隙滋甚，而趋势者多归同盟会，一日或二三千人，同盟旧人亦为其所陵轹”。
无论有多少政治分歧，都不能构成陈、蒋暗杀元勋的正当理由，蒋介石的自我开脱和辩解放在历史的天平上注定是无效的。不过蒋自述中提及的谁是“革命的正统”、也即主角之争确实是陶被杀的关键。在武昌起义后、南京未下之前，陈其美曾“密约亲信同志”说过这样一番话：
“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首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诸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其中“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一语是关键，陶成章作为他认定的主要对手也已呼之欲出，后来李燮和在上海遇刺（幸免于难）、陶成章被刺杀，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本原因。葛敬恩回忆在南京推举黄兴、黎元洪为正副元帅的争持时说，“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其实他不知道光复会与同盟会早就不是一家，也谈不上鼓吹分家。虽然在光复上海、杭州等地乃至攻克南京时，光复会与同盟会有过非常默契的合作。
陶成章被杀次日，章太炎口授（寂照记录）、后来在《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0日）发表的《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中说，陈其美曾要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葆为例”。吕笑着说：“南京之事，岂沪军所能干涉，敬劝君幸勿滥用威权也。”章太炎还提到南京攻克后，浙军反对黄兴为大元帅，最后将正、副元帅倒置，以黎元洪为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
在陶案发生前，南京、上海就有传言陈其美要刺杀陶成章，陶“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写信给他，说已得到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陶才避到客利旅馆，后又到国民联合会、再到光复会机关所，又到旅馆，最后迁到了法租界“僻静”的广慈医院。可见当时的风声之紧（这是1912年8月26日所记，离当时相去不远）。陶成章在医院期间（即被杀前二天），就连写给妻子的便条都很谨慎，下面署名是“从弟东生”，这是他的化名，不料竟成绝笔。
章太炎在陶被杀次日的上述谈话中还说到一件鲜为人知、常常被史家忽略的事。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致书陶成章，诘问从前宣布罪状的理由，表示自己不是以大总统资格与他交涉，而是以个人资格。信到之后仅三天，陶就被刺身死。此事从魏兰的记述中也可找到一点旁证，陶因为南洋筹款的事写信给孙中山，得到孙回复，“略谓先生[陶]与彼反对，当筹如何对待”。
正如章太炎所言，“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际领袖，他死后，光复会失去最有力的组织者和有行动能力的实干家，“领导乏人”，也就星散了。用冯自由的话说就是“丧失其主脑，势渐瓦解”。陶成章遇难不久，广东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冲突又白热化。
1912年1月28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发表致孙中山公开信，谴责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自相残杀。当天，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致电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调解两会冲突，对光复会的评价基本上认同章太炎的看法，连措辞几乎都一样，希望停止冲突，“以免党见横生，而负一般社会之期许”。此电收入了《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回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史时，只是顺便提及、并未充分肯定光复会的历史功绩。）冯自由《光复会》讲到光复会重要骨干、广东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的调解终归无效，1912年5月初，许雪秋、陈芸生被陈炯明派刚反正的前清总兵吴祥达在汕头捕杀，当日就传出了“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的歌谣。
1909年秋天，陶成章在给李燮和等人的信中，抱怨黄兴责备他——“目弟有代为总会长之意”，他表示“此次设立会长，均已不置总会长为是。盖总会长一举一动，系会事前途甚大。当其职者若有才能而无道德，则借权营私，弊将百出，第二孙文将复见于他日”。而且他认为章太炎也不适合扮演革命团体的主角：“章君太炎，其人并非无才之人，不过仅能画策，不能实行，其立心久远，志愿远大，目前之虚名，彼亦所不愿也。……若以会长处之，用违其才，反碍前进之路矣。”1910年8月，他写信给魏兰时，光复会已在日本重组总会，以章太炎为会长，他为副会长。他说：“太炎先生既为总会长，可藉以联络各埠，弟意自联络成后，可将太炎公改为教育会会长，方为合宜。盖彼之能力，在此不在彼，若久用违其长，又难持久矣。至于弟之副会长职，非特不能胜任，抑亦实非心之所愿也，弟心本卞急，无容人过失之量，近日心复多疑，非所居而居之，辱与危且交至矣。意欲于联络后告退，谅诸兄必许弟也。”
魏兰是他的挚友，信是私信，他说的如此诚恳，显然不像是故作姿态。他对自己的缺点也能正视，所以他之反对孙中山并无取而代之之意，而只是想另举黄兴取代孙中山。所以，连孙中山一度仰仗的吴稚晖1909年11月13日《新世纪》按语中也认为陶成章“性虽褊急，心实坦白”。光复会人对陶成章则多是敬仰有加，幼时就追随秋瑾的尹锐志说他“深沉多谋”，“同志尊敬仰之为光复会继承领袖”。陈魏回忆“陶长于谋略，处事周密谨慎”，但也说他“度量欠广”。
当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其时亦被袁世凯释放）力推袁世凯，章太炎遇到前两广总督岑西林，岑说：“在清宜死社稷，在南宜北伐，无议和理。”章很清楚这一说法，“然以南府昏缪，自剪羽翼，不任燮伐，假手袁氏，势自然也，故持论颇同精卫。”在建都等问题上他与孙、黄也是意见分歧，黄兴“愤甚”，曾与他公开辩难。章太炎认为“夫假人威力以剪建夷，名实归之，而又欲以小慧牵制。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孙、黄所以败也。”
有分析說：“章炳麟所以组统一党与同盟会抗，是起于对南京临时政府权力结构的不满，而武昌革命爆发后，同盟会人对光复会的打击与冷落，亦早已促使章炳麟的离心。”他引述张继的回忆：“移同盟会南京，公开收党员，投机者加入日众……旧同盟会因政见之不同，已分数派，加入民社者有之，加入统一党者有之……因陶焕卿（成章）光复会之关系，浙江亦与武汉接近，而疏南京。”大致上合乎事实。章太炎所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也确曾是转型时代举足轻重的一大政治力量，但他并没有为强烈的主角意识所支配也是事实。（1912年12月23日，章太炎致书王揖唐，议论“授勋”事宜：“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又中山本无人提挈，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结合者，实自弟始”。他自评价是“首正大义，截断众流”，与黄兴、孙武、段祺瑞、汪精卫等五人论功都高于孙中山。1913年10月2日，当他被袁世凯幽禁后，他还在家书中说，自己所以致此，就是因为“旧时清誉，过于孙、黄，故其忌之益甚，殆非杀其身、败其名不已”。）
陶案后，陈其美对于缉凶一事迅速做出回应，于1912年3月安排蒋介石流亡日本避风头。
雄而不英此克強
于1906年迎接章太炎出狱并且安排他前往日本东京的邓家彦，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说，“民国成立，章太炎居上海，对孙、黄深表不满，而对黄克强（黄兴字克强）尤多微词，尝自题扇面曰：‘悔不击破竖子头’。
宋教仁案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于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于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于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这个“国民党”，不同于1924年孙中山主导的联俄容共后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成员。
于右任为宋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1913年的国会选举
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选举
虽然赢得第一大党的地位
但是却没有超过半数
加之“国民党”中什么人等都要
连赵秉钧也是国民党员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照样成不了
宋教仁面对现实倒真可能被袁世凯拉过去
于是孙大炮急了
加上宋教仁改组国民党
一清除了大量同盟会的乌合之众
二使孙大炮边缘化
三宋教仁将成为革命党人的强有力的新领导人
于是“宋案”便发生了······
有分析指出是袁、孙两股合力共同谋杀了宋教仁。而孙中山在其中的阴险步骤连袁世凯也被绕了进去。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在写给留守北京的湖南同乡刘白字羹臣的私人信件中，大致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在湖南桃源县老家为老母祝寿，耗费了十多天的时间。写信时已经离开家乡抵达常德，“为调和西路选举事，小住数日，拟即赴长沙，再赴汉口，与克强商议一切，然后定行止，或赴日本，或来北京，尚未定，尔时当再电告；如赴日本，则拟请兄同往，兄接弟电时，即请将弟衣物带齐，往沪会晤。”
关于“政局之事”，宋教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内阁：“俄库之事，想政府亦无善法，最良之结果，亦必至于承认俄人要求之三条，然此犹必须政府从速妥结。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约仍旧拖延敷衍为多也。欲救此种政局，仍不外乎改组一负责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办到，则惟有俟诸开国会后而已。”
这里所说的“俄库”之事，指的是一些蒙古王公趁着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在俄罗斯政府支持下武力驱逐了满清政府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并于 1911年12月16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国。1912年11月，俄罗斯政府又与外蒙当局私自签订《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约》，全面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
关于“政党形势”，宋教仁分析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其二，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宋教仁，无形中把国民党内部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从而造成“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三个月后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局。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他的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架空虚置的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据前述《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介绍，宋教仁在1913年1月8日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除了撇清本党理事长孙中山重点介绍同盟会及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的缔造之功外；又像此前所写的《与刘羹臣书》一样，把“政局之事”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
“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 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 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 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公开慨嘆“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谭人凤，依然在《石叟牌词》中结合着《易经》的推演，写下了他所见证的革命传奇。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回忆说，由于宋教仁迟迟不能前往武昌，他自己不得不于1911年10月8日带病前往，等到他与居正赶到武昌时，已经是10月13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第四天。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早在三天前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接着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不作用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太平宰辅”宋教仁， 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
1912.2.3日，孙中山向日本政界财团提出 :“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日本答应了。只因为在西方自由国家威摄力下，日本政界财团害怕了，孙中山的卖国阴谋才未得逞。 1912.2.13日，孙中山被全国舆论及西方舆论赶下台后;他不停地攻击中华民国，发动战争，篡夺民国政权。在刺宋案中，侦查证据已表明国民党名义理事长孙中山和重大犯罪嫌疑人陈其美，主犯应桂馨，的主从关系，帮会关系，及孙中山在随后数个月中和这俩人的生死同盟关系。史实早已把孙中山定为刺宋案最重大犯罪嫌疑人。本文通过分析推敲，认定孙中山为刺宋案元凶。
首犯导演迅速抓获应的本质，是元凶急着要通过应桂馨把赵总理有“毁宋”字样的电文交给法院。这是元凶精心策划刺宋案的一个核心，是百年来认定是袁世凯杀宋教仁的唯一根据。历史书说：应被捕后“趁二次革命逃脱”。不是的。而是元凶，首犯把应桂馨放出来,送走的。元凶感谢他安排杀宋教仁的功劳，还要用他作为为不测之后事转圜的重要工具。
二次革命 自1913.7.12日开始,一个多月后全部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熊克武等亡命日本。孙中山遭全国人痛骂，很被动。1913年底，元凶把应桂馨从青岛调到北京，向袁世凯索取“杀宋教仁报酬”。有四个目的：1) 为元凶发动二次复辟失败转圜，转移全国指责孙中山战争罪的怒火；（2）再一次敲定是袁世凯派人杀了宋教仁;(3)和几个月前，孙中山派廖仲恺游说国会反袁，毁灭宪政，破坏国会相呼应，再次攻击宪政不合中国国情，杀宋是为四万万人报仇；（4）企图挑起暴徒，和革命党人大嗡大闹，利用中华民国国民享有新闻言论等自由，逼法院叫袁，赵和他面曝公堂，毁坏民国政府。这就是元凶策划由应桂馨出场发通电，大喊大叫。讨“杀宋报酬”的政治目的。应被杀应该是元凶，首犯派人或买通北京某官员干的，再次诬陷袁世凯。我们认为袁不可能在应的招数用尽，元凶全部目的达到后，再去暗杀应，替元凶和国民党背黑锅。 4.主犯洪述祖。若无洪带来“毁宋”二字，元凶必有多种刺宋方案，甚至早已杀死宋。但是，任何阴谋都极难达到一箭三雕的结果：（1）杀了宋教仁，破坏了国会，掐断了宪政，葬送了中华民国共和立宪国体。（2）把刺杀宋教仁的罪名扣到袁世凯头上，借口发动战争讨袁，夺取民国政权。（3）保护元凶及国民党不受牵连，反而成了为宋教仁报仇的英雄。洪述祖是上海帮会中人，洪接受袁，赵两个任务到上海，即解决青洪帮动乱和暴力问题，再一个是“毁宋”。“毁”字作为文言文官场话，仅指调查劣迹，加以宣扬，毁坏对方名声。不是毁容，毁灭人生命。但是，袁，赵下“毁宋”指示很不光彩，是其人性弱点。把“毁宋”改为“去宋”，是首犯知有“毁宋”二字后立即报告元凶，元凶听后欣喜若狂，停下所有杀宋教仁计划，专攻这个计划。元凶指令陈，应去钓洪上钩，阴谋敲定后，于 1913.2.13指令应策动洪把“毁宋”改为“去宋”。洪必定知道这种改变必须先请示袁，赵批准；更知道袁，赵非但不会批准，还会大骂他一通。他没有办法，只好认可了。也许在某个环节上了革命党人的船下不来。就这样，洪成了元凶安插在北京中华民国政府内的超级间谍。1917年春，洪从青岛跑到上海。正是元凶需要鼓动反袁，喧染是袁，赵下令杀宋教仁的，达到筹备召开广州非法国会（注：只有占总数6.4%议员赞同孙当大元帅），选举孙中山当军政府大元帅，讨伐袁，夺取政权的目的。洪若是死心踏地的超级间谍，则应该是元凶达到上述目的的工具。但洪没有像1913年底应桂馨那样发通电大叫，讨“杀宋勋酬”，而是无声无息。最后“被抓”进狱，判死罪，1919年被绞死。
这个洪述祖“被抓”应该也是元凶精心安排的，因他不听话。洪述祖对元凶首犯消极怠工的原因，看他死前写的挽联可能明白：“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写了自己原始良心并不想对国家人民犯罪，是一种忏悔心情。史称，洪为获取“巨额报酬”，而改“毁宋”为“去宋”，不能成立。袁，赵的“毁宋”指示，只是想揭发宋在日本的短处，给他这当总统总理的也有点面子，大家彼此彼此；不存在再给“巨额报酬”的可能。“去宋”是元凶精心策划的，一切阴谋都围着它转动。应是死党，积极执行“去宋”。洪虽只是默认，但他的角色罪恶大。
（二)推敲：1.最早明了刺宋案元凶是孙中山的人，是宋教仁本人。宋教仁遗言表明，他已认定袁世凯是通过商讨和斗争，可以在宪政道路上同行的友人。宋还说：“我为南北调和...造谣者...。”南北调和就是劝各方都拥护袁世凯总统，都到议会中争民意，拉选票，得席位，行执政权或监督权。宋南下就是要消弭南北战争。南北调和的第一个反对者，造谣者，就是孙中山。因为南北调和意味孙中山的“动乱，暴力革命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现在有人杀了他，只有孙中山位置在他之上，孙中山是要杀死他，并有足够大的暗杀资源，公关能量的唯一人。孙的最亲密战友陈其美应桂馨几天前已向他作出死亡威胁。他向袁世凯点明枪从背后打来，排队在他背后的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凯。我们认为：在有许多国民党要人“鱼贯而行”时暗杀宋，就不会是在凶手“窜出”的这个运动过程中开枪。而是真凶手已经跟在宋教仁背后，等着利用有人“窜出”，引起的骚动，紧挨着宋，从宋教仁的腰上部向腹下方开枪。只有这样才能杀死宋教仁，而不误杀伤前面的陈劲萱，黄兴和后面的人。从裸照看，著弹孔在上腹中部偏右约8cm处的腰上部。如此精确的射击，应该是凶手左手虚飘地把住宋的左腰，右手持枪，在宋右臂抬起瞬间，凶手右臂绕到前面；或在宋注目前方时绕过宋的右臂，枪口对著宋的该部位向下斜一枪毙命。孙中山暗杀陶成章，黄远生，邓铿都是贴近身体用手枪从背后打来，凶手都受周密保护逃脱。孙中山要杀陈炯明是孙中山把他处理过的手枪交付黄大伟的。
2.于右任题语解读。于是宋的好友。题语惨烈沉痛。是谁暗杀了宋教仁？“为直笔呼？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他不敢说，说了被人戮。“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好友惨死，他承受挖心的苦楚，永铭心上。“勒之空山，期之良史”。为何自己不能做良史？怕遭人戮。现场有好多位国民党要员，都在宋教仁遗体前哭。真心者撕心裂肺哭不出声。暗杀专业户们捂棺裂着嘴嚎叫大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要爬上去舔食死者的血，一副多么卑鄙阴险的图画，这就是孙中山，陈其美。
孙中山暗杀宋教仁，下了大力气，花了大本钱。这回杀宋教仁意想不到的是，出现袁，赵的“毁宋”二字，可供利用，可把一个战果扩大到三个，实现一箭三雕。孙中山选用“最亲密战友”上海都督陈其美暗杀团，有陈其美在上海国民党地盘坐镇，有心腹原来的总统府卫队长应桂馨，有军队，青洪帮充当杀手，能操纵刺宋案的拘捕和审案，公关鼓动，关系网络，案内案外协同动作，刺杀宋后破坏国会及发动武力讨袁等后续动作，都有精心策划。孙中山跑到日本去是专为等侯宋教仁的死讯，在日本不影响他指挥陈其美黄兴廖仲恺等革命党要人；到日本的目的是为了避嫌和栽罪于袁世凯。1913.3.22日宋教仁死了。孙中山得逞了。他即刻从日本返回上海哭丧,他要从死人身上捞政治资本。
四，从刑事侦查证据认定刺宋案元凶孙中山首犯陈其美。孙中山一贯靠暗杀政敌取胜。上海是同盟会大本营，民国政府撤销上海都督后，陈其美仍是孙中山支持的上海都督，又是孙的一支暗杀团。如杀李燮和（未遂），是因李与陈争当上海都督；如杀陶成章，是因为，“陶成章1908年和孙中山意见不合”...后又“与同盟会分裂”。刺宋案发生在上海沪宁车站，时间是1913.3.20日晚10时。我们列出刑事侦查五条证据如下：（1）孙中山在刺宋案发后五天，从日本到上海，当夜开国民党要人会。当时还未开始侦查，孙中山就一口咬定是袁世凯谋杀，力主武力讨袁。派廖仲恺去北京动员议员反袁。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战争拖了三个多月才开始。原因是他的军队不愿开仗，例如：南京8师不愿为了孙中山打仗，孙中山竟策动几个连，营长，要他们去杀师长，为他去打仗。这一系列迫不及待的疯狂举动，是孙中山要用暴力代替法律，破坏司法侦查；暴露就是孙中山本人策划了刺宋阴谋。（2）孙中山任命刺宋案重大嫌疑人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暴露陈参与孙中山谋划刺宋案。（3）陈其美的军队一直控制上海，所称“应桂馨...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跑”。实是孙中山和陈其美放出，送走主犯应桂馨。表明了孙中山陈其美应桂馨三人死党关系。（4）“二次革命期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是孙中山，陈其美毁灭自己的犯罪证据。证明刺宋案元凶是孙中山首犯是陈其美。（5）假凶手武士英，在预审前一天突然死亡在陈其美的沪军61团军营中。此团原叫5团，杀陶成章的蒋介石是5 团团长，在刺宋案中也有蒋的身影。蒋和陈是结拜兄弟。杀陶后蒋就是孙中山的红人。蒋在日本时，孙中山29次接见他。本条结合（1）（2）（3）（4）条，我们认定是孙中山，陈其美，下令杀人灭口，不让假凶手武士英再开口了。据上五条刑事侦查证据，认定刺宋案元凶是孙中山，首犯是陈其美。用的是陈其美暗杀团。 刺宋案罪犯排列如下： A 元凶，孙中山；当过非法临时大总统，国民党名义上的理事长，洪门致公堂大佬，窃国大盗。 B 首犯陈其美，是孙中山亲封的“最亲密战友”；暗杀团大佬，上海都督，国民党大佬，青洪帮大佬，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C 主犯，应桂馨；总统府卫队司令，总统府庶务长，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江苏驻沪巡查长，青洪帮大佬，陈其美的谍报科长。 D 主犯，洪述祖；上海帮会成员，中华民国内务部秘书，原刘铭传，俞廉三，张之洞幕僚，清朝学者洪亮吉曾孙。 E 凶手，还未找到。 F 假凶手，武士英，政治阴谋表演者之一，被灭口。
五，中华民国坚韧不拨；孙中山和国民党卖国求荣，发动复辟战争，使我国国体由“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变为“党国制度”的“国民党国”。 1.刺宋案后，孙中山政客生命复活了。但在二次复辟失败后，仍面临死亡。刺宋案发生后第5天，孙就从日本到了上海，当晚要发动二次复辟武力讨袁，先派廖仲恺去北京动员议员反袁世凯。当时舆论普遍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呼吁珍惜共和国前途。二次复辟拖延了三个多月才发动起来，经一个多月战争后全盘失败。孙中山等人亡命日本。但是在破坏国会方面，孙中山廖仲恺取得了可耻的胜利。议员们恐惧革命党的暗杀，或退出宪政，或附和孙中山三民主义，反对宪政。破坏了国会。 宋教仁改造革命党人的成果被孙中山廖仲恺破坏了。导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停止国会议员职务。这时政局成了：孙中山国民党破坏民主宪政；袁世凯一些人强化专制。中华民国走到这一步，实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即使如此，袁世凯还能取消帝制，要继续当总统，再造共和；而孙中山和革命党却不允许袁世凯改正错误。
到了吴佩孚当政时。全国仍然兴起保境息民，联省自治，自制省宪法运动；和即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建设联邦制度。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共和国，艰难地，顽强地在向真正共和前进。 2.孙中山再次末路邪狂，从1920年代起，他全面和外国人苏联，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勾结，和中共狼狈为奸。苏联给钱，武器，和军事装备，派出庞大军事顾问团，政治顾问，帮助孙中山攻打主张南北调和联省自治的陈炯明；1924.1.20日苏联侵略者又帮他召开国民党清党大会，按照苏共建党办法清党。1926年，孙中山遗留下的国民党，依靠苏联的金钱，武器，军事装备，数量为600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共产国际顾问，苏联顾问，和大批中共党员，发动北伐战乱。于1927.8月，毁灭了中华民国，篡为国民党国。
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
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
黃興
由于黄兴的派系人马在蒋介石北伐后更加备受忽略，其生前的贡献、理念和计划也长期被搁置。
袁世凯在亲信面前曾自信地评比孙中山、黄兴：“孙氏志气高上，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黄兴逝世时，在日本疗病的同乡蔡锷万分悲伤，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不久蔡锷也因病逝世。两人同葬岳麓山。
据说章太炎的外号“章疯子”乃出自于盛怒中的黄兴之口。章太炎曾愿拥戴黄兴为同盟会领袖。在黄兴的追悼会上，章太炎送的挽联写道：“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太炎以敬佩仰慕之情，撰送《挽梁启超联》云：“进退上下，或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故屈己；诙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程家柽
程家柽（1874年－1914年9月23日），字韵荪，一字下斋。安徽休宁人。中国民主革命家。张继称:“中山(孙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黄兴)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程家柽)组织革命者也。”
在日本的革命生涯
程家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清末曾中秀才。1897年，他考入武昌两湖书院。1899年，他经张之洞和两湖书院选送，官费出国留学，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 半年后，他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加入了兴中会。1902年，程家柽和张继、秦毓鎏等20余人在东京发起成立青年会，鼓吹革命。他还介绍了钮永建、吴稚晖等一大批中国留日学生结识了孙中山。
1903年，由于俄国拒不遵守约定撤走占领中国东北的军队，反而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遭到中国上下反对。1903年4月29日，程家柽和秦毓鎏、叶澜等发起在东京锦辉馆召开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大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到中国东北前线和俄国军队作战，当场就有黄兴、刘揆一等二百余人报名参加义勇队。
1905年6月24日，宋教仁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在东京创刊，程家柽和宋教仁、田桐等均为创办者。1月22日召开集资办刊动员大会，但股金筹措不力。为此，杂志社于3月19日召开全体人员会议，编辑长（即总编辑）陈天华当场提出辞职，程家柽主动担任编辑长。该刊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遭到日本警察封禁和没收。程家柽幸获大隈重信、犬养毅等日本人士帮助而免于牢狱之灾。
不久，孙中山从美洲到日本。1905年7月28日，程家柽邀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晹谷等人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和孙中山见面。这是黄兴和孙中山第一次见面。大家就革命团体联合事宜进行了磋商。7月3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骨干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推举程家柽、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张继、马君武等人起草会章。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推举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庶务长，程家柽任外交部长。
中南海的”高级幕僚“
1906年年初，京师大学堂聘请程家柽为农科教习。1906年春，程家柽回到中国北京，就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肃亲王善耆对其礼遇有加，他遂乘机在北京等地扩张同盟会的势力。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胡瑛奉孙中山之命回到中国准备联络湖北日知会举兵响应起义，后胡瑛、刘静庵、朱子龙等在汉口被逮捕，被判处斩决。程家柽遂冒用善耆的名义致电两江总督张之洞，为胡瑛等人说情。后来他将冒用之事告诉了善耆，经善耆的亲信及家人说情，善耆未惩罚程家柽，还派刘道仁到湖北为胡瑛等人向张之洞说情，使胡瑛等人免遭斩决，而改为十年监禁。
1907年春，同盟会会员白逾桓从日本回到中国，成立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部，准备在奉天（今沈阳）举行起义。因日本人古川清告密，白逾桓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逮捕。白逾桓写信向程家柽求救，程家柽遂设法在白逾桓被押解回原籍湖北天门途中使白逾桓逃脱。白逾桓逃脱后先到日本，后来又潜回北京，成为程家柽的助手。
为革命奔走于中日
1907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因经费不足而无法继续印行。程家柽遂将《天讨》（《民报》增刊）准备刊登革命党人欲暗杀军机大臣铁良一事透露给铁良。铁良得知后十分紧张，以万金托程家柽消弭此事。程家柽得款后到日本，将此款上交同盟会总部作为活动经费，使《民报》继续印行。
原同盟会会员刘师培误以为程家柽已降清，遂找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程家柽商议“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程家柽佯装同意，事后告知同盟会骨干刘揆一、宋教仁等人，使孙中山免于遇刺。刘师培得知计划泄露后，派人将程家柽诱骗到隐蔽的场所，同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一起围殴程家柽。幸而警察赶到，程家柽未被打死，被送至医院。在医院期间，他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留日学生来信斥责，被辱为“通敌叛党”的“无耻汉奸”。
伤愈出院后，程家柽返回中国北京，继续在清朝亲贵间活动。其间，他利用关系陆续解救了孙毓筠、权道涵、张继、孙元等同盟会骨干。清吏汪荣宝将此事告密于军机大臣袁世凯，程家柽遂被逮捕，后被太保世续营救出狱。此后袁世凯继续命人追捕程家柽。程家柽得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井上一雄的帮助，逃到日本。袁世凯先后命三人到日本行刺程家柽，均未得手，遂又派新剧大家刘麟到日本追踪程家柽。住在日本西京下鸭村的程家柽知道刘麟抵达日本后，通过自己的周旋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劝说，使刘麟此后“唯以演剧自娱，绝足不登袁氏之门”。
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等谋炸摄政王载沣而被捕。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等主张判处三人死刑。程家柽通过民政部尚书善耆向载沣说情，使三人免于死刑。汪精卫、黄复生被判处终身监禁，罗世勋被判处十年监禁。 1911年3月，他和白逾桓等人创办《国风日报》，宣传反清革命。1911年4月28日，黄花岗之役失败，两广总督张鸣岐致电民政部，称许多革命党人进入了长江流域及北京等地区。民政部尚书善耆获悉后，立刻找程家柽询问。程家柽由于已从宋教仁来信中得知同盟会将有大动作，遂极力麻痹善耆。这为武昌起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辛亥革命及其后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和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秘密策划新军起义，围攻北京，但因吴禄贞11月7日遇刺身亡而未果。吴禄贞也是程家柽长期培养的掌握军队的革命派人士。1911年11月，程家柽和白逾桓、汪精卫等共同在天津成立了京津同盟会分会。此后，程家柽与京津同盟会分会暗杀部的同志谋炸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上午，东华门事件发生，乘坐马车的袁世凯险些被炸。当天，张先培、黄芝萌、杨禹昌被袁世凯下令逮捕，遭到杀害。
不久，某日深夜，日本人须佐橘治持械闯入程家柽在北京海岱门内麻线胡同的住宅，袭击程家柽，被程家柽夺下凶器。此事是因为善耆和良弼发现程家柽策划了许多反清事件，遂悬赏一万五千金刺杀程家柽，须佐橘治即由他们派遣。
1912年，他任安徽军政府高等顾问。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他返回家乡。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奉黄兴之命到安徽、江西，协助柏文蔚、李烈钧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留在北京，继续同袁世凯斗争，其间写下《袁世凯黄梁梦》一文，揭露袁世凯的阴谋。1914年初，他和熊世贞等人组织“铁血团”，企图暗杀袁世凯，后来事机败露，他遭到逮捕。1914年9月23日，他在北京被杀害。时年40岁。
国器章太炎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知道后，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章说：“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听罢十分愤怒：“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1898年，由《时务报》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想通“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欣然前往，并担任《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不久他便发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而张也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等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时，章太炎径直离去。
1903年 章太炎被捕后，上海《新闻报》上有文章，嘲笑章太炎主动送上门，“不去为愚”。章看见此文后，写下《狱中答新闻报》一文，刊登在最后一期《苏报》上。章在文中称：在当今的时代，必须实行革命，而“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之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最后，章太炎嘲讽《新闻报》的记者说：“斥鹌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滚开吧！新闻记者。请看50年后，巍巍矗立于云表的铜像到底是我？还是你？坐以待之，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会审公廨开庭之日，章太炎长发披肩，穿着他的“汉家和服”。邹容剪掉辫子，西服革履。庭审完毕，他们坐着马车回巡捕房，上海街头万人空巷，争睹章、邹之容，一路上章太炎大声念诗曰：“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两人虽不在同一监室居住，但在同一个“工作室”做裁缝工作。章太炎近视，缝补动作不敏捷，经常挨巡警的棍子。起初章还稍作反抗，但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后，一气之下绝食抗议。他曾绝食七日，最后因有狱友告知，绝食要40天左右才死，加上邹容劝说，最后放弃。但邹容却随之病倒，一年后，年仅二十岁的邹容猝死狱中，章太炎伤心不已。因为邹容的死，章太炎在狱中的情况有所改善，章太炎后来在《与篁溪书狱中事》中写道：“威丹（邹容的字）既殁，白人稍善视余，使任执爨（cuàn，烧火煮饭）之役，因得恣意啖（dàn，吃）食。余之生，威丹之死为之也。”
据说，章太炎被移往龙泉寺关押，杀人如麻、被人称做“陆屠夫”的陆建章亲自骑马在前开道以示恭敬，人们都感到奇怪，从没见过对一名囚徒如此礼遇的情况。问陆，陆回答说：他日太炎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我可少用十万兵马，安得不尊重。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便有当日同盟会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为向舆论交代，但又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章太炎幽禁。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亲自前来送锦缎被褥，但未敢面见章太炎，只是让人转交。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便立即入室点燃香烟，将被褥上烧出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由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章太炎的长女到北京陪伴父亲，为了不给父亲增加负担，自缢于钱粮胡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章长女的死：“女儿章于1915年4月去京省视老父，后悉此举恰恰无意中落入袁之圈套，非但将致老父于死地，即自身亦陷入绝境，遂于9月间自缢身死。”
章太炎被囚后，以为今生还乡无望，曾发电报给汤国梨云：“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他每与人书，必署名“待死人章某”。
许多年后，有一次夫人汤国梨问章太炎：“你在北京绝食近半月几死，当时有何感觉?”章太炎答：“头晕得很呵！”
“ 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主持《民报》期间，只要有机会，章太炎就会对康有为嘲弄一番。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去“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妖孽”、“贼”。
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又不愿完全开罪孙中山，便由外务省赠予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也馈赠孙一万元。孙当时正为募集革命经费发愁，便欣然笑纳。此事同盟会同仁一无所知，而后引起风波。章太炎当时支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收取大笔黑金，拨给《民报》的经费却只有两千元，顿时气愤不已。他取下总编室所挂的孙的肖像，咣啷一声掷于地上，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时孙已到香港，章特地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孙。
章太炎说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 梁任公（启超）反对杨皙子（度）；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章此言当时广为流传。
民国初年，章太炎进京，见到当时参谋次长陈宦，便惊谓陈为“中国第一人物”，同时称：“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后果然陈襄助袁上台，并称帝。章太炎去世后，陈宦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陈说：“章氏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章太炎将民国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枭鸷”，如袁世凯，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仁柔”，如黎元洪，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狂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 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訄书
章炳麟论学集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
孙中山之杀害湯化龍，一次张狂的政治殺戮
一、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立宪党人是其很关键的因素。
同盟会组织的起义有十余次，但每次均告失败。是清政府太强大了吗？不是，同盟会的起义几乎都是依靠会党组织，同盟会的领袖有如洪秀全般一样，起义不过是为了改朝换代。对于士绅而言，这没有他们的事情，他们何必去响应？直至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最大血本的一次拼搏也只是伤亡惨遭收场。
是谁唤起了社会各界人员参与革命， 这其中还真得算得上立宪党人的功劳。所谓立宪党人是支持清政府的说法，不过是同盟会的攻击之词，立宪党人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清政府，他们只是在不同于同盟会的战场上和清政府抬杠，并且取得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就是唤起了社会各界的民众，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
立宪党人利用清廷末期的改革运动， 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为首者多为江南士绅中最具有影响的人物，如如江苏张謇、湖南谭延闿、杨度、湖北汤化龙、四川蒲殿俊、罗纶、浙江汤寿潜、天津孙洪伊等。相比于流亡海外的革命党，这些宪政派人士似乎更懂得现代宪政制度。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这些人先后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远动，参与的民众多达上百万人，更有甚者，后来就连清廷的19位总督、巡抚、将军都联名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从根本上撼动了紅朝的统治，而清廷却因为他们合法的身份无法下手去镇压他们（只有天津学界代表温世霖遭到流放新疆处罚，但其在流放途中受到各界人士包括官员的热情款待）。
国会请愿运动完毕，湖北的汤化龙、 四川蒲殿俊等相约继续找茬发难。1911年5月的铁路国有化政策给了他们新的机会，以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等人为首，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后来为四川立宪党人接棒，最终导致了清廷的灭亡。
二、
立宪党人并非一个真正的政党，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究竟发挥多大作用，每个人评判的结果也许并不一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功劳和同盟会的功劳是此消彼长的，一方功劳大，则意味着另一方的作用就要小，这是一场扯不清的口舌之争。湖北的汤化龙也许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人，他是晚清的一名进士，但后来却又自请去了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对现代宪政有了更专业的认识。回国后，他当选为湖北咨议局的议长。他在位期间，没有替清廷说话，却不断向清廷抬杠，是国会请愿运动、保路运动的核心人物。
汤化龙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党，但他暗地里资助湖北的革命组织， 提供资费给刘复基（文学社主要负责人）考察武胜关的地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汤化龙于第二天参与了武昌革命政府的组织工作。我们历史书上往往把这称之为汤化龙来窃取革命，但这个时候窃取革命，似乎也太早了。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全国仅有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革命军人才1000余人，而武昌地处交通要津，清廷的大军随时可以开拔来镇压革命。而这个时候，孙文还只是在国外某地喝咖啡，即使知道了武昌起义的讯息，也没有打算回国，而是继续游走欧美。
汤化龙加入革命政府，除了动员武昌商团参加革命阵营外， 还倾尽自己的财力为革命政府提供资金，并参与组建了革命政府，汤化龙本被提名为都督，但他表示不懂军事，只愿意担任民政长。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建议黎元洪担任都督。
当时的情况确实十分危急，黎元洪不想搭上自己全家的身家性命。汤化龙的出山给了黎元洪很大的说服力和决心，三天后，黎元洪也下定决心，和革命党人共生死。
也许有人说了，你爱干不干，别不识抬举。然对于黎元洪来说，革命是骤然而至的，即使是其他革命者，也多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才萌生革命之意的，而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要他这样的前清官员在三天之内完成思想的转变，是很不容易。
事实上，黎元洪、汤化龙等加入了革命， 才使得这场革命有了成功的可能。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通电，要求各地响应革命，推翻满清。这份通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地咨议局，尤其是南方各地的咨议局接到通电，纷纷要求当地官员独立，或者策应革命党人起义。在南方大多数省份，立宪党人在当地的革命中都发挥了主要的或是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与立宪党人的核心人物汤化龙的示范作用有着莫大的关系。
汤化龙和黎元洪的加入，对于稳定武昌的战局也是非常重要的。汤化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国领事交涉，换取他们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其弟弟汤芗茗在海军供职的关系，在战局最关键的时候，说服了海军的倒戈。这些都是极其艰苦的武昌保卫战不可或缺的力量。
后来，汤化龙随黄兴一起去了南京，参与组建南京临时政府。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任命其为法制局副总裁，但他没有接受职务。他认为自己和孙不是一路人。
三、
中华民国成立了，在这个新的共和制国家中，却有着两大左右初生的宪政民主生死的两大阵营，北洋系的袁世凯，和具有浓郁帮会情结的孙文。对于这些热衷于宪政的知识分子而言，这都不是他们的选择。以海外归来的梁启超、国内的汤化龙为首，一个新的政党开始组建了，那就是民初的进步党。这个政党曾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推进宪政的政党，在反对袁世凯复辟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帮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终究不能在军阀和黑帮中的夹缝中生存，最终是以悲剧收场。
民国初始，有的人忙于权力博弈， 却也有一批试图在有数千年专制史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人士，他们的代表是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还有国民党的宋教仁。汤化龙和宋教仁虽然分别属于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但他们却有着不错的友谊。武昌起义期间，他们携手制定了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也许是文人惺惺相惜，当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时，虽然不同政党党魁的汤化龙尤为悲愤，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民初的政治中，袁世凯、国民党和进步党是错综复杂的三者关系。 在议会中，进步党和国民党是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之间的仇视是显而易见的。两党虽然都不喜欢袁世凯，但却都想要依附实权在握的袁世凯。1913年5月，当第一批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准备起义的时候，国民党选择了和袁世凯站在一起，出卖了由共进会和工党组成的起义队伍。在陈其美的告密后，严阵以待的袁世凯军队轻易地消灭了进攻制造局的起义军，残余的人并不知道是国民党人的出卖，反而逃到了国民党人李烈钧控制的江西寻求庇护。李烈钧将这十几个人全部送给了袁世凯，徐企文、柳人环等在酷刑之后全部遇害。在以文人为主的进步党和以帮会和部分实权人物组成的国民党之间，袁世凯显然知道谁是最大的危险。国民党送给袁世凯的礼物没有让他领情，很快袁世凯和国民党人决裂。孙发动了“二次革命”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势力。
没有了国民党人的议会，进步党人虽然少了议会的对手， 但他们就要独力去承担对抗袁世凯专制的责任。他们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当袁世凯决定复辟帝制的时候，曾经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人又成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最重要力量。1915年底，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了云南起义，而同为进步党首领的汤化龙同月也离开北京，组织反袁。在护国军进展最为艰难的时候，汤跑到了长沙找到时任湖南将军的弟弟汤芗茗，劝说其反袁。这位曾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将军之一的汤芗茗最后决定反袁，其五将军通电彻底终结了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和生命。
护国战争之后，南北重归统一，汤化龙再任国会的议长。 1917年府院之争，汤化龙支持时任总理的段祺瑞。当一部分以国民党为主的议员南下，组建护法政府的时候，汤化龙继续留在北京。汤留在北京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北京的段祺瑞没有恢复原议会，但毕竟没有废除议会制度，而是重新设立临时参议员，北京政府依然是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而广州护法政府的组建，其实是违背了临时约法，其到会议员大部是国民党员，其在广州是领着国民党派发的薪酬。汤化龙加入了段祺瑞内阁，几个月后，内阁辞职，汤化龙去了加拿大等国，一边游历考察，一边思考自己和国家宪政的道路。
四、
进步党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推进议会政治。虽然他们在民初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以他们为核心推翻了袁世凯的帝制。1915年，进步党中知名记者黄远庸在旧金山一家餐馆用餐时候，背后两声枪响终结了他的生命。
黄远庸也许至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死。他作为新闻记者，曾经批评过许多权贵。直至60多年后，凶手刘北海临终前才道出实情，他是奉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命对黄远庸下手的，因为黄曾批评过他们的领袖。
有人提醒汤化龙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可是汤觉得自己一个脱离政治半年多人党人，有谁会对他刻骨之恨呢？1918年9月，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和朋友一起去步行，刚走到中华会馆门前，一名男子冲了上来，对其腹部、口中分别各开一枪。凶手后又追杀其他人员未果，被当地警察包围，凶手开枪自杀。凶手为国民党员王昌。
汤化龙的遇害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愤怒，纷纷谴责这一恐怖行径。民国政府宣布要查缉凶手，汤的遗体被运回北京，并举行公祭仪式。而凶杀案的另一当事者，只能将其定做铁案，宣传汤是袁世凯的余孽，是为段祺瑞的走狗等等。这种声称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袁世凯复辟前，他是合法总统，而袁要复辟帝制的时候，汤当即辞职。至于和段的合作也不能成为被杀害的理由，更何况，不久之后，杀他的凶手方很快和段结成了三角联盟。汤当时只是一个下野的政客而已，对凶手方已然毫无威胁，他的被害不过是对方的报复泄愤罢了。
尽管国民党方宣称这是凶手的个人行为， 但孙文还是将凶手王昌的遗体被高调地迎接到广州，以党礼的规格安葬在黄花岗。王昌身边躺着的是牺牲在推翻清王朝的起义义士，而他被称之为“爱国华侨”，因为他在为党首除掉过去的对手、也是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遇难。在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史料中，汤被格式化地称为投机政客、军阀帮凶，谁叫他死于孙文之手呢？汤后葬于家乡湖北浠水，其墓地文革期被毁，因共黨視其无统战价值，此后并无复建。
汤化龙之死，标志着民国的议会政治基本终结，那些曾经大力推进议会政治的几位旗手，宋教仁、汤化龙相继遇害，仅有的梁启超也从此消沉。一个由辛亥革命无数义士缔造的共和制民国，只剩下了大小军阀们在演绎和厮杀，直至这个国家遍体鳞伤至今。
孙文杀害汤化龙，一次张狂的政治杀戮
孙中山，一国国贼，两党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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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以一种无懈可击的正确性表演了一场复杂的芭蕾舞剧，赢得了掌声。我也一样拍了手，但看着这些战斗部队的战士被当作舞台上的木偶和巧克力糖兵，我内心深处感到好不自在，甚至有点生气和受到侮辱的感觉。从我走上军人生涯起，我就厌恶阅兵和游行。战士的工作就是打仗，然而打仗——至少在今天——是不会列队整齐、做着节奏分明的动作的。再说，战斗不光是用人的生命去作最大的冒险，它还需要付出巨大的，以至全部的体力和精力。当炸弹、炮弹和火箭弹在部队周围四处爆炸的时候，指挥官应该专心思考，辨明发生的情况，预见敌人的运动，合理利用地形，确保对前进部队的掩护，并在准备重新部署部队进行迂回运动的同时，应该提高部队的各种战斗力，以便在关键时刻作出准确的反应。
确实，凡参加战斗的人均被称为战士，而且部队里的人都穿军服，但战斗要求每个人都充分发挥他个人的能力，而不要求是一个按电钮才伸胳膊动腿的机器人。他们把枪朝空中扔去，转两圈后又把枪接住，动作除了刹那间之差外，就象是一个人完成的。但与其说这儿是军队驻地，倒不如说是一个杂技场，表现者与其说是战士，倒不如说是杂技演员。
【时为1980年左右出任外交部长期间】 ——摩西·达杨《沙漠中的和平——达扬将军回忆录》
圖為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
資料摘選：
http://www.warstudy.com/history/general_history/isreal_modern_history/011.xml
第十一章 战争、休战和移民(1947-1951年)
诺亚·卢卡斯 [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1974
- 领袖本·古里安
- 独立战争
- 停战与边界
- 大规模移民
—— J.B.阿古斯
领袖本·古里安
正如贝尔福宣言是魏兹曼的个人纪念碑一样，以色列宣布独立也是本·古里安个人英雄历程的辉煌顶点。虽然强调某个天才人物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或许是不恰当的，但研究以色列历史却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毁是誉，本·古里安将被后人铭记为以色列国家当之无愧的创始人、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柱石以及它的象征。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周围始终有许多强有力的人物，然而，在那些重要的历史关头，他却能够起来领导他们。他对各种事件发展方向的敏锐感觉，和对潜藏于环境中的种种机会的判断始终超过他的同僚们。他也表现出决策的果断。为了使自己的看法成为现实，这种果断是十分必要的。往往由于过分拘泥于细节，他周围的同僚们总是非常优柔寡断，而且只要诸事缓慢进行，他们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就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然而，当瞬息万变的事件使这种性格变得一钱不值时，本·古里安的果敢和决断，他简单明了的做法就能使他战胜他的反对派。在他的右边，恐怖主义者表现出极大的胆量，但却缺乏政治远见；而在他的左边，理想主义的思想却又太容易陷入抽象概念的迷宫。只有阿哈德·哈阿姆和马格内斯-布伯-青年卫士圈子中的坚定分子才对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犹太复国主义有着同样深刻的理解，但本· 古里安却能用在不时的辩论中否认他们超然性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贬低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学术范畴。只有雅博廷斯基才更加深刻地表达了民族精神，但是，本·古里安从本质上接受了他的政治策略，这样就使雅博廷斯基也不再可能成为巴勒斯坦的另一个领导中心。由于他的见解高出于那些与他观点一致的同僚，他能够指挥着他们和人民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中争取独立，而实际上，他们中能够懂得独立的意义，特别是它的终极意义的人并不多。
本·古里安具有远见卓识，懂得在人民政治上无知的情况下把选择强加给他们，并激发起他们的热情，这些使得他和他的人民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对于国外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说，他是个陌生人，即使对于后来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也是一个空幻的而非实际存在的人物。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是第一个既非典型犹太人，又非典型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不是早期拓荒者的人物，在这些人为一些日常琐事疲于奔命、对未来充满幻想的时候，他却已能够触及未来并且寻找通向未来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步一步地离开了那些停留于过去目标的人，并且在每一个新的阶段争取到新的支持者。从乡村到犹太工总，从巴勒斯坦工人党到犹太人协会和英国权力机构的外交舞台，从这个外交舞台到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到他希望一个独立的新国家能得到其承认的外国力量，最后，他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本·古里安能够理解二十世纪世俗的强权政治和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历史时机，但是，他缺乏像魏兹曼和夏里特那样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他把握了这些国家的力量的根源却并未被其文化所吸引，除了英国例外，对英国他有些潜在的好感，在他看来，牛津是英国的典型，他一刻也不可能像他四海为家的同时代人那样被外国所同化。他狂热的信念的主要方面是他的地方主义思想。除了其宏观的政治潜力外，美国对他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谜。他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根源是他曾涉足过的希腊哲学和佛学。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是他的仇恨所在，同时这种仇恨又混杂着对它力量的敬畏。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古老根源的追溯，使本·古里安得以将它置于一种超然于当代的犹太传统和经历的千年远景之中。他使犹太历史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从而使得犹太复国主义的需要适合于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
他更喜欢与某些特别挑选出来的年轻人合作，这些年轻人往往是他同辈人的下一代。因此，与他的同辈人相反，他对未来表现出更多的关切。他的同辈人指的是当初经历过奥斯曼时代及奥斯曼时代之后历史的那批人。本·古里安能够很快对人作出评价并使用他们，而像他经常所做的一样，一旦他发现用之不当，他也会马上弃之不惜。他决不以个人的偏爱来酬劳别人。他并不长于评判别人，不过他却能够发动他们。在选择他的部属时，他不能够凭直觉马上了解他们的素质和才能。但他却能始终认识到他们是人民的将军，并且能密切注视着他们的行动，随时罢黜不称职的人。在评价他们的潜力时，他不依赖于对他们性格的了解，而是依靠对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了解。他也会善于报复，也可以器量狭小，他也懂从来没有原谅或者是忘记私仇，在捕捉他的猎物时表现出极度的坚忍。他看上去似乎因为他的民主素质而没有意识到那些可怜的下属们受到的伤害：用一种恭维的方法，将他最卑微的对手置于与他同等的地位，他总是在他们窘迫至极的痛苦中仍保持着对他们的尊敬。
注：
【古德有言：倘非其人，即易着魔。】
【又曰：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
【曰：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他最大的盲点是一个故意带上的眼罩——阿拉伯人。他比任何一个同僚都更了解阿拉伯人的危险，对阿拉伯人在与犹太复国主义冲突中的命运，这些同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偶尔，他也表现出对他们的虚弱的同情，并且总是对他们的人道表示尊敬。比起某些声称更多地是对阿拉伯人的公正问题而深感悲哀的人来说，他这样做得到了更为真实的共鸣。只有青年卫士和团结协会圈子的人能够声称对阿拉伯人的苦难有同样真正的了解，对此本·古里安也很清楚。他在巴勒斯坦工人党内的同僚们已经承认了同样的强权政治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因此很容易管束和驯化。由于深知这一点，本·古里安全力专注于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任凭阿拉伯人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马格内斯和布伯等人，他采取了种种手段，包括嘲弄讥讽，以防止他们的基本原则变为运动的纲领。他将他们置之一旁，选择了战争，因为他深深了解战争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和以色列社会性质的意义。他相信，只有通过战争，犹太复国主义才能结出成果；他也很清楚，这将决定新国家的特点和将来后辈们生存的条件，于是他选择了军事解决的手段。虽然他并不热衷于所涉及的一切，他却赞赏它们这种自我实现和一往无前的禀性，以及它们可以释放出来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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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休战和移民(1947-1951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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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19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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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与政治演变(1948-1956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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